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陆
顾准的孤独不同于因为境遇导致的落寞——落寞里还可以充满幻觉或者憧憬。他的孤独,是一个认识到绝境之后,又心甘情愿地停留在这个绝境当中的选择。
他曾经是最具备理想主义气质的人,等他一旦认识到理想主义变成专制主义的根源之后,几乎是在头脑中把自己杀死了一次。
那是血肉模糊的厮杀,一个人对过去信仰过的东西不再有敬畏之情,要经历极大的思想危机,从“诗意的理想主义”到“转到冷静的分析”时,十分痛苦,他说自己像托尔斯泰笔下的列文那样,“为我的无信仰而无所凭依”。
但是他克服了。
这个克服不是靠简单的仇恨和破灭。是靠认识,推导,批判。真正的批判,批判自己曾真诚信仰,并奉献了全部生命的东西。
同时批判并不意味着“独断,骂倒,抹杀”,而是重估一切价值,“能够继承和吸收一切良好的东西,能够雄辩地批判一切不正确的东西”。
他就像朱学勤说的,“黑暗如磐,一灯如豆,在思想的隧道中单兵掘进”。
他曾一再批评中国人正因为没有笨劲,懒得穷根究底,所以,“中国有天才,而没有科学上系统的步步前进,不停滞、不倒退的前进。中国人善于综合,都是根据不足的综合。”他没有著书立说的机会,只能在和弟弟的通信中,用“热恋般的热情”写下厚厚的笔记,用他说的“穷根究底的笨拙憨态”,写下《希腊城邦制度》、《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》,用吴敬琏的话说,他对一切的研究其实都指向“娜拉走后怎么办?”——无产阶级的革命之后,政治和经济向何处去?
此时,文革尚未结束,他已经风烛残年,病入膏肓,他自己也知道,没有人会去听一个老人的喃喃自语。但他写道:“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是民主的基础,而不是依赖于民主才能存在的东西,因为,说到底,民主不过是方法,根本的前提是进步,唯有看到权威主义会扼杀进步,权威主义是与科学精神水火不相容的,民主才是必须采用的方法。唯有科学精神才足以保证人类的进步,也唯有科学精神才足以打破权威主义和权威主义下面恩赐的民主。”
靠直觉也可以批评,但是,顾准式的批判,是把包裹着理想外衣的绝对真理,从底部撬动的力量,这是铲除它的合法性的最强的力量。
这就是顾准的力量,穷尽事理的逻辑的力量。
像贝多芬的四重奏里反复回旋的“非如此不可?非如此不可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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